秦明瑞

  •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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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

 

关于环境立法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消费主体之一,是从人类社会关注环境消费以来最重要的环境消费单位。所以我们研究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关注企业在哪些情况下会采取主动保护环境的措施。企业保护环境将改善自身形象。现代企业越来越意识到生产过程与消费者、社会成员的互动性越来越紧强,企业要生存、扩大利润、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就必须迎合消费者的趣味。每个消费者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体,是文化、社会、历史的构成,在消费时都有自己的思考。企业关注的就是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并在了解这些需求后主动迎合这些需求。企业从各方面努力树立良好形象,当形象受到损害时则会努力改变这种形象。如今最主要的转型之一就是向消费者传递绿色消费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企业在考虑营销措施和手段的时候,越来越重视消费者的期待,所以企业在涉及自身形象问题时越来越关注环境。关于企业因为消费者对其消费的产品有绿色期待而关注环境的观点,我们有很多支持性文献材料。奔驰公司前总裁曾经说:保护环境是我们奔驰汽车公司的目标,因为消费者要求我们这么做。简短的话告诉我们消费者的期待是企业保护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美国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比较多,他们的研究发现企业采取环境保护行动另外一个动机就是法律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企业虽然设计出一种环境保护的形象,并向公众展示,但实际行动中是否做出相应环境保护活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相当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很多企业只是在公共话语情境中表现出一种环保姿态,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生产和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有些与环境有关的领域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限制其行动。相反,当有具体法律、制度限制其行为时,即使在公众中不树立环保形象的企业也会做出非常好的环境保护行动。这就说明建立法制对环境保护尤其是对于企业作为环境消费的主体来说,是非常有效的,甚至说是最有效的措施。我们在研究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动的关系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意识强并不说明相关主体能够做出相应的环境保护行动,两者之间的差距经常是很大的。有很高很好的环保意识并不意味着这个主体做出环境保护行动。因此环保相关法律制订对大多数主体来说是最重要的。总之从社会学的研究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立法是保护环境最重要的措施。我们曾经在北京市郊区做过的三次环境调查。调查的地点都是在昌平区农村,每次调查范围为一、两个村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说明环境立法对北京市这样的特大城市来说是多么紧迫。村庄每次给我们的印象都非常差,感觉就是“脏乱差”。昌平这些村庄都沿清河而建,每个村庄都挖有沟渠,沟渠直接通清河,什么水都往沟渠里倒,结果是污水横流,沟渠里有很多死老鼠、破旧衣服。垃圾满地乱倒,根本没有分类,直接倒在家门口。我们一般都是五月初去村庄,沟渠里散发的臭气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问村民对生活环境有什么感想?他们说你们在这儿,有什么感受呢?我们感觉难以忍受。询问他们走出困境有哪些途径?他们说唯一的途径是有人来拆迁,通上自来水,垃圾也有人定期回收。我们知道一节废电池可以污染600吨水,这么多废电池以及其他有害垃圾倒进去没人管,北京市地下水的水质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的调查对北京近郊来说有代表性,那么这种情况对北京未来几十年将会有很大的危害。如果有法律干预,对未来的危害可能会小一些。村庄有没有权利将土地和水域变成垃圾场?中国的法律还没有跟上治理环境污染的要求,细化的环境立法可以说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