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创造,才有未来——《中国经济创造之路》读后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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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网上看到兰德公司公布的一份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报告(2009年10月31日)。兰德公司是美国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专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篇文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既有肯定之处,也有严厉批评。对于中国人来说 ,其中自然有值得我们反省思考的地方。但是我却难以认同它的结论和一些观点。

例如 ,它在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胆量、诚实和正直的纯正品性和领导才能。所以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兰德公司在这篇文章中也客观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所有的成就都是与自由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让如此多的工人这样快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远远高过战后实现经济恢复的日本(它对经济实行严格控制)以及前苏联。前苏联实行所谓的“休克疗法”使全社会受到损害。中国与美国结成有力联盟,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自由贸易与投资。与日本、印度和巴西相比,中国更加令人满意。”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原文,是避免有歪曲原意或断章取义之嫌。但是通读全文后,我却奇怪地发现 ,这篇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下的武断结论,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推理出来的结果,而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得来的轻率结论。这就难免不使人产生疑问:中国人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如贪婪、自私、冷酷、好面子、缺乏责任感等等这些人性共有的缺点,你们美国人就不存在吗?就算中国人的这些毛病更加严重一些,然而不正是具有这些严重先天劣根性的中国人在过去30年中,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掌握着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那么同样是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为什么就会在下一个十年里,由于这些民族劣根性而使经济发展停滞,必然碰壁,成为“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这是什么原因?逻辑推理的依据何在?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学分析得出的结论,那才是令人信服的东西。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产生了疑问?得出如此耸人听闻的悲观结论?显然,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历史性地来到一个拐点,改革已经进入到深化和攻坚阶段,遇到了瓶颈,需要开始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于是对“中国模式”产生质疑,并从不同角度作出种种推断和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完成了三个伟大的转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型向基本小康型社会的转变。我们在这三大变革起步时,它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文革 ”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挫折,经济崩溃。一切从零开始,老路行不通了,新路又在哪里?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资借鉴。在这种万分无奈之际,只有放手一搏。于是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们正在走我们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理论指导,它是一种审慎的、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用实践来检验真理。30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我们的GDP在2009年突破了33·5万亿元,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改革减少了贫困人口,30年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2·35亿人;另外,改革促进了制度的创新,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激发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积极性,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这种渐进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有巨大成效的,所以被称为“中国模式”。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他们经过国家杜马投票通过,采用一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在总理伊戈尔·盖达尔的领导下,并在美国萨克斯和沙塔林这些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的诱导下,根据亚当·斯密(Adan Smith)的理论指导 ,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专业分工,自由贸易和严格控制政府作用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进行经济改革:决定放开价格,实行私有化和宏观财政稳定。结果造成国民经济长期负增长(GDP降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的五分之一。人均GDP为1500美元);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居民生活水平急遽恶化和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综合国力明显衰退,其国民经济所遭受破坏的范围和规模甚至大于二战时期。

回顾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它的确比较稳健和富有成效,避免了重大失误和社会动荡。所以,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中国模式”成功地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的趋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这对全世界来说,无疑是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选择发展道路可以多元化的认识,促进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模式”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无可讳言,“中国模式”在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与严重恶果。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的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是一种粗放型的畸形增长。因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加剧了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工利益的三大矛盾。“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却成为低劣廉价产品的代名词。我们处于国际产业鏈的末端,“广种而薄收”,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的知识产权与品牌,我们付出了巨大劳动和牺牲,由于产品的附加值很少,所得的血汗钱却屈指可数。我们破坏和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现实已经清楚地显示,再这样发展下去,已经是竭泽而渔,难以为继。所以兰德公司才会得出那样可悲的结论。

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和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消除当前的资源环境危机 ,保持社会与环境的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发展方法和方式,不可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诚然可以稳扎稳打,但深一脚、浅一脚,保不其有时也会失足落水;加之,随着我们的目标更加宏伟远大,河水也会变得越来越深,我们还要走向大江大洋,这就需要造桥或者乘坐轮船,飞机,才能平安地到达彼岸——建成一个全面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但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当我看到兰德公司的那句十分傲慢和伤人的、充满大国沙文主义的言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胆量、诚实和正直的纯正品性和领导才能。所以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我既愤慨又困惑。但是我很快就清醒起来,现在需要的不是愤怒,而是冷静的思考和理性,你得拿出事实和理论(经济学的縝密分析、论证)来驳倒对方,才能以理服人。漫骂替代不了争论。然而,可悲的是我却拿不出一套言之成理、系统而有论据的经济学理论来批驳对方,从我的内心深处消除困惑和取得自信。我只好四处寻找、翻阅各类经济学家的文章,试图找到一本能满足我要求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来补补课。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找到。也许是我读过的经济学著作太少了,有些孤陋寡闻。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朋友送给了我一本书《中国经济创造之路》(黄海峰、周国梅等编著),这倒真应了那句古诗所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这本书,细细地阅读起来。

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历史反思,提供了丰富生动的事例和材料。理论是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只要是反思性质的研究,不管是叙述历史事实,还是构建经济模型,都是理论性的探讨,唯有进行理论性研究,才可能产生新的经济理论,更好地来指导我国今后的经济实践与发展。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就是这样一本博采众家之长,力求展现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探讨它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理论专著。

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如果能从“经济创造”的角度来研究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转型,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理论大有建树。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创造新型国家的建设,改变经济增长“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深化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闯出一条新路。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严肃而全面地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九大弊端:

1,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但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影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设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两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这里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和依法治国,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2,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严重,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隐忧,也影响到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

3,产品质量低劣:部份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生产数量,而忽视产品质量,甚至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如搀有三氯氰胺的毒奶粉等事件的发生,不仅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大大败坏了“中国制造”的声誉;

4, 厂矿企业的安全保障不足,未能消除隐患,结果安全事故频仍,人员伤亡触目惊心;

5,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如农民工的待遇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有碍于“和谐社会 ”的建立;

6,环境污染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制造”不仅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且还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甚至会遗害子孙后代。环境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成为能否可持续发展的要害;

7,教育制度创新不足。教育已经变成一种产业,学校管理官僚化,商业化,形成教育腐败,培养不出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创新人材。因此钱学森才在临终时忧心忡忡地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中国缺乏科技创新人才”。 钱老认为,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不行,有问题。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

8,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应该是扩大内需,用刺激国内消费和扩大外贸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过去我们对外依赖过多,对内则依赖投资和房地产。然而大部分居民收入偏低,没有钱来消费。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初次劳动分配结构不合理,利益集团对扩大投资采取投机态度,也使得消费失衡,房地产市场扭曲,以致无法扩大内需。

9,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GDP,现在 GDP主义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追求目标,使得社会道德体系解体,这种隐形社会成本的付出,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上述主要问题的存在,如果我们在转型时期不能当机立断、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必然会走向停滞或碰壁,那么,兰德公司的预言未必不可能出现。

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然产生了上述诸多问题和弊端,真是千头万绪,无所适从。我们该抓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怎样才能“纲举目张”。《中国经济创造之路》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就是要走“经济创造之路”。它具有五大特征:渐进性改革与激进性改革相结合;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体制外改革带动体制内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推动了存量改革;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互相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双重体制改革,比翼齐飞,才能大大提升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创造的内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体制创造:形成了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存的局面,平等竞争,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相互促进;

2,模式创造:面对中国工业化出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及低效益”现象,“创造论”特别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摒弃原有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投入、出口需求、用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逐步从经济增长中的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文明。经济发展模式由数量驱动型逐步转向质量驱动型。杜绝盲目追求 GDP,漠视环境成本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做法。通过资源节约,治污减排,使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的建设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3,政策创造:“创造论”也意识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体到国有。从沿海到内地,从国内市场到国外市场,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不断创造出崭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所以它必须通过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在量变的基础上产生质变。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是高度依赖外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重创“中国制造”,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致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重大冲击。另外,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压低本国的劳动人员的收入,才能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而这恰恰是和我们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因此只有转型才是中国外贸的根本出路,中国经济创造必须同时注重内外市场的需求。所以“中国经济创造”内涵十分丰富,其中的应有之义是逐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民主化,社会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和谐化,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价值观的先进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中的生态文明化。这才是中国经济创造追求的最终目标。中国现在是“世界的工厂”。然而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又谈何容易!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但是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就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末端,附加值很低,只能微利营销,受制于人。要想把 “中国制造”改变到 “中国创造”上来,就要重视研究与开发能力的培养,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我们往往“重引进,轻开发”,引进同等的技术设备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费用仅为日韩的7%。在这里我想起日本和瑞士在钟表业上的竞争,对我们很有启示:

号称钟表王国的瑞士,以制造机械表为主,瑞士产手表95%出口到世界各地。尽管瑞士开发石英表比日本早,但是日本利用石英表的新技术,独辟蹊径,生产“大众化、小型化”的石英表,而瑞士直到1968年才开始出售石英产品,比精工迟了半年。此时精工表已在市场上超越了瑞士。日本石英表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给瑞士的钟表业以重创。瑞士钟表业的就业人数由9万锐减至3万, 1970年曾经有1620家的瑞士钟表厂,到了1980年,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后来瑞士重新调整了制表工业的战略方向,推出了斯沃琪手表,使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瑞士手表行业重新焕发了青春。精工表后来居上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后来者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创造性的模仿超越先行者。创造性模仿就是一种创新战略。

“中国创造”就是要有这样一种进取精神和战略眼光,因此需要更新观念,实现战略定位的改变,确立主体意识,把对外过多的依赖转向培育内在的增长力上。这是一个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全新过程。“中国创造”绝不仅仅限于工农业、商业等经济方面,其内容宽广而丰富。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是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这本书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今后在改革开放中社会转型时期应该选择的道路。在这里显现出专家学者的重要作用。时代需要他们探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评介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完善我们的政策框架;分析指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有益的、建设性的建议。这就需要专家学者不但要有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大胆探索的理论勇气。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的编著者敢于独立思考,博采众长,讲真话,说实话。以科学的态度,理论结合实际,写出这样一本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好书。我在看了之后,感到心中豁然开朗,许多困惑和疑难之处迎刃而解。正像朱熹在《观书有感》那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请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希望这本书能得到广泛传播,以便广大读者取得共识,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尤其希望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因为中国的改革有一大特点,即是自上而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如果当和政府能够听取专家们的中肯建议,推进“中国经济创造”的战略方针,到2010年时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更上一层楼,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奇迹,那才是对兰德公司悲观预测的有力的回答,中国人才能扬眉吐气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附:朱汉生简历

朱汉生,男;北京人;汉族。
1955年--1960年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因错划为“右派”,毕业后下放到大台煤矿当矿工。
1979年---1981年在人民大学苏东所从事俄文翻译;
1982年---1985年在戏剧出版社任编辑;
1985年---1996年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编辑出版部主任、《当代电视》杂志副主编。1995年评为高级职称:编审。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矢志不移》;《苏联电视剧本选》。
1982年在我国首次介绍了苏联电视艺术理论。翻译了《论电视剧》和《电影与电视》等论文。在报刊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和论文二百余篇。其中《从丑小鸭到天鹅》获1988年全国首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比“声屏奖”一等奖。
著有学术专著《电视美学》和评论文集《荧屏内外》;
曾任1984年“飞天奖”评委;1989年东北三省“金虎奖”评委;
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娜塔莎之吻》,长篇小说《心魔》、《斯大林传奇》和《多面人生》。